“菁薪行动”讲座回顾——大而能化，含蓄典雅：尚刚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两个文化要素

春风送暖，匠心传道。2026年3月14日下午，“菁薪行动”广东省工艺美术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课堂上，著名中国工艺美术史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带来了一场题为《大而能化，含蓄典雅——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两个文化要素》的精彩讲座。

尚刚教授从历史的宏大视角出发，以唐、宋这两个相隔仅一个五代、却呈现出截然不同审美风貌的时代为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最核心的两个特质：“大而能化”与“含蓄典雅”。讲座现场，尚刚教授不仅展示了丰富多元的文物图片，更以严谨求实又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为广东的工艺美术从业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与创作灵感。

尚刚教授指出，“大而能化”指的是中华文明凭借自身格局的丰富博大，善于学习吸收外来文明，并且有能力将其改造消化，用以滋养自身文化的发展。

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不只是浅层的器物输入输出，更是文化的学习与借鉴。最好的例子便是佛教的中国化，印度传来的经典经过改造，最终成为了典型的东方式、中国式的禅宗。在唐代，这种包容性在工艺美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主要表现在金银器皿的造型与丝绸的装饰两个方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生产的金银器数量极少，考古发现的金银器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认为是西方输入品。到了唐代，中国产的金银器数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考古掌握的实例已超过千件。755年安史之乱前，中国大量吸收了萨珊波斯及中亚、西亚文明，上层贵族开始大量使用带有西方造型特点的金银器。

尚刚教授以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的著名“皮囊形银壶”为例，这件银壶仿照了游牧民族装液体的皮质囊壶，银壶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是“舞马”。唐玄宗时期，宫廷里的马匹会在宴会上伴随音乐起舞，这正是唐代文化自信的缩影。然而安史之乱后，这些马流落民间，当叛军奏乐时马儿闻声起舞，竟被叛军活活打死，令人扼腕叹息。

到了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后），唐人已经开始了对西方造型的本土化改造。唐代前期的器物（如高足杯、多曲长杯）造型往往挺拔，空间变化丰富；而到了唐代后期，器物造型褪去了西方的生硬，变得更加圆润、简洁、流畅，形成了地道的东方韵味。

在丝绸装饰方面，源自波斯的“连珠圈纹”在6世纪中期至8世纪初的中国极为流行。这种纹样常与萨珊波斯崇信的拜火教（祆教）图腾结合，例如体现日神崇拜的翼马纹，以及象征王室的野猪头纹等。

唐人“大而能化”的精髓在于“化”。最晚在公元8世纪初，唐人就开始了对连珠圈纹进改造。例如出土于双流县、带有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墨书题记的绫子，其连珠圈已变为双层，构图不再是单独对称，主题纹样也被替换为了中国人熟悉的龙纹。

到了八世纪中期，连珠圈纹逐渐消退，中国工匠在吸收其残留元素（如十字结构、卷草纹）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土审美，逐渐演变出中国后世极为经典的“变体宝相花”。这一过程，不仅完成了外来纹样的中国化，更推动了中国装饰主题从以动物为主向以花卉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如果说唐代展示了开放包容的张扬，那么宋代则将中国文明推向了极度内敛。尚刚教授指出，宋代是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时代之一，其工艺美术的核心特质是“含蓄典雅”。

“含蓄”是一种委婉曲折的艺术表达手法；而“典雅”则是融入传统、优美高雅的风格形象。

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加上西夏等政权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中西交流大幅减少，中国文化转而向内寻求自我滋养。这种社会环境催生了高度繁荣的文学，宋人将古诗中“比兴”（以彼物比此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隐喻手法融入艺术。正如辛弃疾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所写的“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最高级的表达绝不直露，而是平淡中蕴含奇绝，讲究意境。这种不炫耀技巧的美学，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工艺美术。

两宋是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代。在讲座中，尚刚教授首先为大家说明：关于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说，学术界近年来有新的探讨。有学者通过对文献与出土资料的重新梳理，认为典型的钧窑器物实为明代宣德时期所造；而哥窑的窑址与年代问题，至今仍是陶瓷史研究中的疑难课题，宋代文献中尚未有明确记载，直到元末明初才出现实物与描述。

宋瓷的发展轨迹，完美体现了宋人从追求装饰之美向追求材质之美的转变。从早期的定窑，到后来的汝窑、官窑、龙泉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呈现出一条从有花纹向素面单色釉转变的清晰脉络。

定窑以白瓷精美著称，但因采用覆烧工艺导致口沿无釉，形成“芒口”。为遮掩芒口并增加美观，定窑器物常用金、银、铜包镶口沿，称为“加釦”或“金装定器”。这种装饰方式增添了器物的华贵之感，但在追求“含蓄典雅”美学的宋代，并不是最极致的美。

因此，北宋晚期专为皇家烧造的汝窑，舍弃了繁复的装饰，以玛瑙入釉，将美荟萃于如玉的质感、纯净的釉色和古雅的造型上。到了南宋官窑，则通过加厚釉层来追求温润如玉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工匠还将瓷器烧制过程中常见的开片现象，通过胎釉配方和烧成方式的有意识控制和调整，将开片转化为独特的装饰语言，实现了“化缺陷为美”的审美创造。唐代司空图在《诗品》中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正是宋瓷最高级审美理想的完美写照。

除了瓷器，宋代的丝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尚刚教授向大家展示的案例中，南宋福州黄昇墓出土的褐色罗印花褶裥裙，其轻薄程度令人惊叹，衣长七十厘米，重量竟不足半两，展现了宋代令人震撼的精工细作。

此外，古代的工艺美往往与实用功能紧密相连。例如宋代经典的陶瓷“斗笠碗”，斜直的碗壁设计，既便于叠放收纳，也与宋人饮茶时搅打茶汤，将茶汤一饮而尽的使用习惯相契合，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尚刚教授用当下生动的比喻对这两个时代的工艺美术做出了精辟总结：唐代工艺美术“如志得意满的少年贵族”，展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而宋代工艺美术则“似饱读诗书的谦谦君子”，诠释的是“低调、奢华、有内涵”。从宋以后，“含蓄典雅”逐渐沉淀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特质，并深刻影响了明清（如明式家具）乃至当代的工艺美术发展方向。

尚刚教授在讲座的尾声，以凝练而深邃的话语，为整场分享落下点睛之笔：“优秀的文明，善于吸收他人之长；吸收，意在滋养自身发展。宋以来，含蓄典雅，是华夏特质。甄选后吸收，光大中华文明。今人应无愧前贤，不负历史。”

这寥寥数语，既是对讲座主题的精要回响，更是一位工艺美术史学者对当代从业者的殷殷期许。它道出了文明演进的真谛——真正的自信，从不拒斥外来，而是在博采众长之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汲取的养分化为自身的血肉。从唐代“大而能化”的开放胸襟，到宋代“含蓄典雅”的内敛升华，中华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吸收—转化—创造”中，绵延千年而不绝。

尚刚教授将历史的纵深与当下的责任紧紧相连。回望前贤，无论是唐代工匠对外来器型的本土化改造，还是宋代匠人对材质之美的极致追求，他们从未辜负自己的时代。而今天的我们，身处一个信息丰沛、视野开阔的时代，更当以“大而能化”的气魄去包容、去学习，以“含蓄典雅”的定力去沉淀、去创造。唯有如此，方能无愧于先人的智慧，不负历史的托付，让中华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枝繁叶茂。

尚刚教授的这场讲座，不仅是一次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的系统梳理，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寻根之旅。作为广东省工艺美术人才培训计划的重要一环，我们希望全省的工艺美术大师、从业者与年轻设计师们，能够从讲座中汲取养分：

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唐代“大而能化”的胸襟与气魄。立足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与现代设计的冲击，我们不应保守，而应积极吸收国内外一切优秀的设计理念与创新材料，并将其“本土化”，转化为岭南工艺的新血液。

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守宋代“含蓄典雅”的文化内核，保持一颗“匠心”，不盲目炫技，用精工细作去表达器物背后的文化意境与东方美学。

以史为鉴，展望未来。让我们将“大而能化”的创新能力与“含蓄典雅”的东方底蕴中，融会贯通，共同推动广东省工艺美术事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生机与活力！

编辑：赖静芳

摄影：吕静琳

审订：郭秋惠、郭子楷